31年前,宁夏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在对它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

  (一)

  拜寺沟是贺兰山东坡一条山沟,地属宁夏贺兰县金山乡拜寺口村。拜寺沟沟口称拜寺口,自拜寺口由东向西蜿蜒约10多公里至贺兰山腹地,西夏佛塔拜寺沟方塔曾耸立在北部一处背山面沟的台地上。

  1984年,自治区开展文物普查时,对这座高塔有过简单记述:“方塔是一座密檐式实心砖塔,(地面起)高11层,约30米。塔身除第一层较高大外,往上一层层收缩,塔顶残损,底座方形,底边长6.2米”;“塔身外表施白灰,上有彩绘壁画,但多漫漶不清。塔下原有寺庙建筑。”普查者根据沟内有明代进士石刻“题记”等,当时判断方塔“可能修建于明代”。在人迹罕至的贺兰山深山,有座30多米的高塔矗立其间,是相当巍然壮观的!

  1990年11月28日,不法分子为盗取文物,将方塔炸毁,现场留下一片废墟。

  整座古塔被炸毁,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事经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披露,引起各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及公安部、文化部、文物局领导迅即作出批示,责成宁夏方面“限期破案”,严惩犯罪分子。在方塔被炸后第三天,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启智即率文物考古和公安机关人员进山勘察现场,协调部署破案。据公安机关初步鉴定,犯罪分子是用TNT混合土炸药将方塔炸毁的。但因方塔所在地远离村落人烟稀少,现场犯罪证据提取不足,此案久侦未破,至今仍是一桩遗案,犯罪分子未能得到应有惩处。

  (二)

  1991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责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工作队,对拜寺沟方塔废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已年届六旬的文物考古研究员、资深专家牛达生主动请缨担任领队;孙昌盛、林海、刘伯錞等任队员。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发掘,了解方塔的基本结构,发掘出有可能埋藏的文物典籍,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形制和社会形态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次考古发掘条件艰苦。无路可进:拜寺沟山大沟深,原有泄洪形成的路径被土石掩埋,崎岖山路上布满大小巨石,有时需攀爬前行,行装工具、生活用品全靠从沟口用毛驴驮运。无处栖身:帐篷等物无法运入工地,考古队员只能寄身在自然山洞和废弃毛石窝棚,深山气候多变时而闷热难当时而寒气袭人,晚上过着穴居野处的生活。补给困难:饮水需到十多里外山泉汲水,食物靠考古所后勤每周送一次,常因天气、运力原因断水、断粮。考古队队员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在驻军某部炮营一个排青年战士参与下,共同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一个月2个阶段的艰苦努力,较好地完成了预定考古发掘任务目标,为廓清方塔形制和抢救被埋文物作出了重大成绩。

拜寺沟方塔考古队全体队员,第二排左起第五名为牛达生先生

  (三)

  这次考古发掘,基本探明了方塔的造型结构及其建筑特点。

  经过对堆积如山的方塔废墟砖石泥土的清理,在其残断的塔心柱上发现有墨书汉文和西夏文的“题记”以及仁宗仁孝“发愿文”,结合出土资料,确定该塔建于西夏惠宗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未经后世(修缮)影响,是一座国内少有的始建于西夏时期的古塔,其被炸毁时已存世915年。

  方塔是一座共13层高(地下淤埋2层)的密檐式砖塔,是我国最早的方形实心塔。方塔的建筑结构,与宁夏及其他地方现存西夏佛塔相比较,保留了更多的唐代古塔特点:塔身直接建在塔基上,不设基座;不用白灰,而用黄泥作浆淌缝;第一层较高,从第二层起层与层间之高度相应收缩;叠涩出檐短促,壁画装饰简朴,塔壁采用壁画装饰的有窗无门直棂假窗样式;用塔心柱从下而上贯穿全塔,塔体全部逐层用砖铺砌,只在第三、十、十二层围砌预留出塔心室。方塔建筑,较多的受到唐代建筑的影响,与国内现存其他佛塔对比,确认方塔是国内现在唯一保留了塔心柱贯穿全塔的古建砖塔。

  在发掘清理拜寺沟方塔废墟的同时,考古队对沟口至方塔区域的西夏建筑遗址也作了深入调查。据史料记载,西夏王朝崇奉佛教,而当时贺兰山东坡“峰峦苍翠”,“水草丰美”,被奉为“神山”、“圣山”,自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起,除在贺兰山中建筑离宫别墅,还大兴土木修造佛塔寺院,至明代山中尚有“颓寺百余所,大抵西夏时旧址”。考古队在调查中发现,在这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山沟南北有大面积西夏遗址,沿沟从东到西还有大小南寺、方塔寺庙、殿台子和南北花园等多处建筑遗址。其中,方塔区原是寺庙建筑群落,遗址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殿台子遗址也似寺庙建筑,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址区内,尚可见基址、石砌护壁、条石石阶、铺地方砖等,板瓦、筒瓦、滴水、瓦当、脊兽残件等俯拾皆是,部分为琉璃构件,其当年辉煌壮丽隐约可见。

  (四)

  更为庆幸的是,这次抢救性考古发掘,从方塔废墟原第十或十二层塔心室处,清理出土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以下简称《本续》)等11种西夏文、汉文印本、写本佛经、残经、汉文佚名“诗集”以及佛画、丝织品包巾、荷包,铜铎、小泥佛(佛擦)、小泥塔(塔擦)等数千件遗物,若干建筑构件残件,其中以《本续》尤为珍贵。

  自上世纪初以来,随探险、考古活动开展,西夏文文书偶有发现,其中以俄国旅行家柯兹洛夫1908—1909年率领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先后两次在我国内蒙古黑城地区发掘出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最为轰动。建国前后,我国文化工作者在原西夏故地也多有发现。这些西夏文文书,多为刻板印本、写本,且大部分属元代刻印本,或是残页,只有于1987年在甘肃武威市一处西夏窖藏中发现有西夏文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下卷),付印时间不详。拜寺口方塔所发现之《本续》,计有9册10多万字,因其是西夏文本,又是完本,一出土即格外引人注目。

  发掘清理告一段落后,牛达生用3年多时间,对《本续》刻苦研究,孜孜以求,陆续取得了诸多重要科研成果。

  经对从方塔题记和《本续》题款、装祯、纸质、内容等各方面综合考证,认定《本续》是12世纪下半叶西夏后期仁宗天盛或乾佑年间所印西夏文印本。

  出土的《本续》包括4个部分,记有佛经《本续》3卷3册、《要文》1卷1册、《广义文》半卷1册、《解补》4卷4册共9册配套成龙。其翻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但是在古《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文献典籍中未见其被存目和收录,系西夏文藏传佛教佛经中的最早印本和海内外仅存孤本。

  通过对其印刷版式的反复考究,发现《本续》存在版框栏线多不衔接,版面设计多有变化,经名、页码字无定规,倒字较多或偶有错字,同一页面字体墨色不匀、透墨深浅有差等现象,更有隔行字间似“夹有竹片”因未固牢未固平留下印痕的特点。其时,西夏文刻本印本已趋规整,达到一定水平,上述这些现象在刻版印本上是不可能发生出现的。据此推断,《本续》是西夏时期活字印本而不是刻版印本,是木活字印本而不是泥活字印本。1996年9月,宁夏文化厅将牛达生这一科研成果报送文化部请求鉴定。11月6日,文化部科技司邀请国内著名文物、博物、考古、西夏学和印刷、版本学界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对《本续》进行鉴定,作出《鉴定意见》:《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表彰这项科研成果,牛达生先后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和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对拜寺沟方塔的清理研究和《本续》被鉴定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西夏王朝所建造方塔借鉴保留了众多唐代以来中原塔型特点,证明党项氏部族在自西部东迁建立政权割据过程中,是逐渐与中原汉族相濡杂居融和,逐渐接受汉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文化意识、宗教习俗渗透影响,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就是相与共进共同发展进步的。我国唐代发明应用雕版印刷到宋代发明运用泥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兴盛时期,比起西方应用活字印刷要早400多年。这个阶段,正是古“丝绸之路”开启构建,东西方商业贸易开展,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的时机。《本续》体现了将西夏文化(包括西夏文字)、吐番文化(包括藏密经典)和中原文化(包括印刷技艺)完善地相结合,既反映出西夏在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必然起到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和的历史见证。《本续》的发现,再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活字印刷起始于中国,捍卫了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及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五)

  《本续》的发现并鉴定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在木活字印刷术发明应用上,对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个未解的问题。

  自上世纪以来,我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已多有发现,诸如唐武周时《妙法莲华经》、唐时《陀罗尼经咒》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辽时《契丹藏》、金时《赵城藏》等等,但这些均属汉文雕版印刷品。而据历史学界、文物考古学界、印刷学界的权威论著,泥活字印刷术(当时也有木活字雏形)是毕昇(?——约1051)在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发明并应用于印刷实践,这已得到世界公认。木活字印刷技艺是元代王祯(公元1271——1368)于元代贞元元年(公元1295年)至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在任宣州旌德县及信州永丰县县令期间,创造并改进木活字印刷术取得成功,在其所著《农书》中附撰《造活字印书法》将这门技艺记述推广,这也是经过史料记载得到确认的。但是,据学术界考证,目前已知的海内外所藏“二千多种”木活字印本均为明清朝代印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宋元时期汉文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历史记载阙如。毕昇所在时期与《本续》面世几乎在同一时段,而王祯创造木活字印刷术则比《本续》印行晚约百年。学术各界普遍认为,西夏国的印刷技艺是得益于中原印刷术的传入影响而运用的。而当我们今天回首认真研究西夏政权建立以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生活、宗教等各个方面,有许多向中原王朝的借鉴,但也多有其自身的革新和发明,特别是它在秦统一中国并“车同轨,书同文”的一千年后,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依音立字,语及句成”严谨实用的西夏文字,不难发现西夏党项民族是一个聪慧、睿智的民族。西夏时期,印刷作为一门手艺、成为一种行业,某种程度上是与皇家崇奉佛教、大量刊印佛经而共生的。据史料,当时,西夏政府设有“秘书监”、“汉番学院”等,专司著书修史、文籍编纂诸事;设有“纸工院”、“刻字司”,并委派“头监”多名,统管造纸、印刷事业;佛经等典籍印制主要由皇家寺院承担,民间私刻也相当活跃;某些西夏佛经中,已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的款识,考古学界对西夏时期有活字印刷也早有论及。这些无不证明西夏时期印刷业曾相当兴盛。那么,西夏文木活字印刷术,可能就是其自身文化发展的衍生,用现代话语说是其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发明,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国学术界专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得出完全明确的结论。

  (注:本文所涉多项典籍未予注释)